Nature Medicine：2型糖尿病预防，不能只等体检单报警

过去几年，关于代谢疾病的讨论几乎被 GLP-1 药物和减重药占据。

司美格鲁肽、替尔泊肽，以及不断出现的新一代肠促胰素药物，让很多人第一次意识到，肥胖和糖尿病不能只用意志力解释。它们背后有食欲中枢、胰岛素抵抗、脂肪分布、肝脏代谢和长期行为环境共同参与。

但如果我们的视线只放在“已经超重的人如何减重”“已经确诊的人如何控糖”，可能仍然晚了一步。

2026 年 8 月，《自然医学》（Nature Medicine）发表 Perspective《Type 2 diabetes prevention across the life course》。文章没有宣布某个新药能够预防糖尿病，也没有带来一项新完成的随机临床试验。它提出的是一个更靠前的问题：2 型糖尿病预防，应当从等待血糖跨过诊断阈值，转向更早识别并改变一个人的代谢轨迹。

这个主张听起来抽象。换成更具体的话，就是：

这才是这篇文章和普通健康建议最大的区别。

图源：Lumina Research 自制，基于 Nature Medicine Perspective 与本文事实包整理。

先看清自己处在哪一层风险里

糖前期最容易被轻轻放过。

很多人看到空腹血糖略高、餐后血糖略高，或者糖化血红蛋白处在临界区间，第一反应往往是：还没到糖尿病，先观察。

从诊断上说，这当然没有错。糖前期还没有达到糖尿病标准。但从疾病轨迹上看，它也不是一个可以长期搁置的灰色地带。

Nature Medicine 这篇文章强调，血糖阈值只是临床分类工具。它能告诉医生一个人达到哪一档诊断标准，却不能完整反映这个人已经经历了多少上游变化：内脏脂肪在增加，肝脏脂肪在沉积，肌肉对胰岛素越来越迟钝，胰岛 β 细胞开始吃力，低度炎症和血脂异常也可能已经出现。

更重要的是，糖前期内部差异很大。

有些人主要表现为空腹血糖受损，背后更偏向肝脏胰岛素抵抗和内源性葡萄糖输出增加；有些人主要表现为糖耐量受损，也就是饭后血糖处理能力变差，背后更偏向骨骼肌摄糖能力下降和外周胰岛素抵抗。还有一些人两者都有，通常意味着代谢紊乱更重。

所以，普通读者最该带走的第一个动作，是先把自己的风险状态看清楚，再讨论下一步干预强度。

这不是让每个人都做一堆昂贵检查。重点在于，糖尿病风险并不总是写在一个血糖值里。

糖前期的目标，要从“别恶化”前移到“能否缓解”

传统预防思路多半是延缓进展：一个人已经进入糖前期，我们希望他不要发展成 2 型糖尿病。

Nature Medicine 这篇 Perspective 把目标再往前推一步：一部分人能否从糖前期回到正常血糖。

这个目标叫做 prediabetes remission，中文可以理解为 <strong style="color:#2f6f73;">“糖前期缓解”</strong>。

它有长期随访支撑。

在美国 Diabetes Prevention Program Outcomes Study，也就是 DPPOS 的长期随访中，曾经从糖前期回到正常血糖的人，未来 10 年发生糖尿病的风险比一直处在糖前期的人 <strong style="color:#7a4f00;">低 56%</strong>。这提示“回到正常”不只是化验单变好看，它可能代表机体进入了一个风险更低的状态。

中国自己的大庆糖尿病预防研究也提供了更长时间的观察。这个研究始于上世纪 80 年代，针对糖耐量受损人群进行生活方式干预，随后随访长达 30 年。长期结果显示，干预组糖尿病发生被推迟，中位延迟约 3.96 年，同时心血管事件、微血管并发症、心血管死亡和全因死亡风险也下降。

2025 年发表在 Nature Medicine 的 PLIS 后续分析还带来一个反直觉发现：糖前期缓解并不总是等同于体重下降。

在超过 1100 名参与者中，有一部分人在一年生活方式干预后即使没有减重，也回到了正常血糖。德国图宾根大学医院对这项研究的介绍显示，这类人群约占没有减重者的 22%；在最长 10 年随访中，他们进展为 2 型糖尿病的风险比仍处于糖前期者低 71%。

没有减重也可能改善，关键在脂肪分布和代谢功能。缓解者和未缓解者体重变化相似，但缓解者更多表现为内脏脂肪负担较低、胰岛素敏感性改善、胰岛 β 细胞功能更好，以及对 GLP-1 的反应性更佳。

这对读者很有现实意义。

体重当然重要。对很多超重或肥胖人群来说，减重仍然是改善代谢风险的重要路径。但糖尿病预防不能只盯着体重秤。同样体重的人，脂肪长在哪里、肝脏脂肪负担怎样、餐后血糖怎样波动、胰岛 β 细胞还能撑多久，可能完全不同。

真正值得追踪的，是代谢系统是否已经从高风险轨道上退回来。

这里的重点在于避免个人自行用药。越是强效工具出现，越需要清楚地知道谁适合、何时开始、用多久、停药后如何维持、成本和不良反应如何权衡。

不同生命阶段，风险触发点不一样

这篇 Perspective 的另一个重要贡献，是把 2 型糖尿病预防放进“全生命周期”里。

这听起来像一个宏大的公共卫生概念，但实际非常具体。

一个人的糖尿病风险，可能在出生前就已经被部分塑造。母亲孕期高血糖、妊娠糖尿病、胎儿宫内营养环境，都可能影响子代未来的肥胖和糖代谢风险。文章提到，女性有妊娠糖尿病史后，未来发生 2 型糖尿病的风险显著升高；孕后和两次妊娠之间的阶段，是一个很适合识别和干预的时期。

儿童和青少年阶段同样需要关注。

低出生体重或高出生体重、两岁后快速增重、儿童期 BMI 快速上升、青春期肥胖，都可能推高未来糖耐量受损和 2 型糖尿病风险。青春期本身会出现一段生理性胰岛素抵抗；多数孩子可以平稳过去，但如果叠加严重肥胖、睡眠不足、久坐、家庭饮食环境和学校食品环境，这个阶段也可能成为代谢轨迹突然下滑的时期。

年轻成年期同样容易被忽视。

很多人这时开始工作、熬夜、久坐、外卖增多、运动减少，体重可能并没有暴涨，而是在几年里慢慢上去。文章特别提到，即使短期摄入高热量、超加工零食，也可能迅速增加肝脏脂肪，并影响脑胰岛素作用。对一个看起来还“没病”的年轻人来说，这些变化未必立刻反映在糖尿病诊断上，却可能已经在推动代谢漂移。

到了中年，问题又变得不同。

女性进入围绝经期后，雌激素下降、雄激素相对变化、内脏脂肪增加、肌肉量变化，都会让胰岛素抵抗和糖尿病风险上升。男性所谓“更年期”的资料没有女性那么明确，但低睾酮、肥胖和不良体成分之间同样可能互相强化。

所以，life-course risk architecture 不是把预防说得更复杂。它提醒我们，<strong style="color:#2f6f73;">不同年龄段的风险触发点不同</strong>。等到中年体检发现空腹血糖高了，才第一次认真讨论糖尿病预防，往往已经错过了前面的几个阶段。

图源：Lumina Research 自制，基于 Nature Medicine Perspective 与本文事实包整理。

CGM、AI 和减重药，要进入分层体系

单纯说“早一点预防”，并不新。

这篇文章的现实意义在于，今天的工具箱已经和过去不一样了。

第一个变化是监测。

连续葡萄糖监测，也就是 CGM，过去主要用于糖尿病患者管理血糖。现在越来越多研究开始关注它在糖前期、肥胖、甚至普通高风险人群中的价值。它能让人看到同一顿饭、同一晚睡眠、同一次运动之后，自己的血糖反应到底怎样。

连续监测的科学意义，不止是“让人更自律”。Nature Medicine 文章提到，不同人的餐后血糖反应差异很大，受到食物成分、肠道微生物、睡眠、昼夜节律、压力和运动等因素影响。机器学习模型如果能整合这些信息，理论上就有机会把“少吃多动”这种泛泛建议，变成更个人化的饮食和行为反馈。

这里必须保留边界。

CGM 不是普通人都应该立刻购买的健康神器。文章也提醒，这类工具仍有很多限制：长期依从性、设备准确性、非糖尿病人群结果解释、不同平台互通、隐私风险、使用门槛，以及贫富差异造成的不平等。如果没有医生和健康管理体系配合，连续记录也可能只是制造焦虑。

第二个变化是药物。

二甲双胍在糖尿病预防中已经有较长期资料，ADA 指南也把它作为高风险糖前期人群延缓或预防 2 型糖尿病的选择之一。近几年，GLP-1 受体激动剂以及 GIP/GLP-1 双受体激动剂又把问题推到了新阶段。

比如 STEP 10 研究显示，司美格鲁肽 2.4 mg 在肥胖合并糖前期人群中，相比安慰剂带来更明显体重下降和更高比例回到正常血糖。替尔泊肽在肥胖合并糖前期人群中，也显示出显著降低进展为 2 型糖尿病的风险。

这些结果很强，但不能直接推出“糖前期就该用减重针”。

Nature Medicine 文章的态度很克制：强效肠促胰素药物未来可能在特定高风险人群中有位置，但真正要回答的是何时用、给谁用、用多久、停药后反弹怎样处理、不良反应和肌肉量下降如何管理、支付体系怎样承担，以及低收入人群会不会被排除在外。

这也是我们认为最值得讨论的地方。

未来糖尿病预防的产业机会，不会只是卖更多药。它更可能是一个组合系统：用基层筛查找到高风险人群，用动态记录判断轨迹，用智能健康工具和生活方式干预提高可持续性，对真正高风险者再谨慎引入药物或其他治疗，并把随访、支付和转诊机制接上。

缺少这套系统时，强药会变成少数人的消费品；系统建立起来后，药物才可能成为精准预防的一部分。

中国真正缺的，是把早预防做成体系

中国读者看到这篇文章，会有很直接的现实感。

根据国际糖尿病联盟 IDF 的 2024 年估计，中国成人糖尿病患病人数约为 <strong style="color:#7a4f00;">1.48 亿</strong>，成人患病率为 <strong style="color:#7a4f00;">11.9%</strong>。另有研究引用 2018 年资料估算，中国成人糖前期患病率约为 <strong style="color:#7a4f00;">38.1%</strong>。不同来源和诊断标准会带来差异，但中国糖尿病预防已经是国家级慢病问题，这一点很难回避。

中国并不缺少行动。

《健康中国行动》已经把糖尿病防治纳入慢病防控体系；2024 年发布的《糖尿病防治行动实施方案（2024—2030年）》继续强调危险因素控制、筛查和健康干预；2025 年基层 2 型糖尿病指南也提出，糖前期人群应每 6 个月检测空腹血糖、餐后 2 小时血糖或糖化血红蛋白，并每年进行糖尿病风险评估。

从 Nature Medicine 这篇文章的视角看，中国真正困难的地方在执行层面：如何把“早预防”做成可持续体系。

第一，糖前期人群太大，不能简单靠医院门诊逐个管理。

如果把每一个血糖临界者都当成需要高强度医学干预的人，医疗资源根本承受不了。真正需要的是风险分层：谁只是低风险波动，谁已经在快速恶化，谁有妊娠糖尿病史、家族史、内脏肥胖、脂肪肝、血脂异常或餐后血糖异常，谁需要更密切随访。

第二，中国人群的代谢风险不能完全照搬欧美模型。

许多亚洲人并不一定要达到欧美定义的严重肥胖，代谢风险就已经上升。体脂分布、内脏脂肪、肝脂肪、胰岛 β 细胞储备和餐后血糖反应，可能比单纯 BMI 更能解释一部分风险。文章也提醒，全球很多研究来自高收入国家和欧洲裔人群，推广到非欧洲人群时需要更适配的资料。

第三，基层随访和长期行为支持比一次体检更难。

糖尿病预防不像打一针疫苗，做完就结束。它需要长期饮食、运动、睡眠、体重、血压、血脂、肝肾风险和药物选择的连续管理。中国最难的部分在筛查之后：怎样把人留在一套可持续的干预路径里。

第四，商业化工具不能替代公共卫生体系。

CGM、可穿戴、健康 App、AI 饮食建议、减重药和慢病管理服务都会越来越多。但如果这些工具只服务于少数高支付能力人群，中国最庞大的风险人群反而无法受益。真正的挑战，是如何把新工具嵌入基层医疗、体检、医保、商保和企业健康管理，而不是让它们变成新的健康消费焦虑。

最后要带走的四句话

这篇 Nature Medicine Perspective 的价值，不在于重复“糖尿病要早预防”这句老话。

它真正重要的地方，是把预防对象从一个诊断标签，重新拉回到一个动态过程。

过去的慢病管理常常是等一个人跨过诊断线：血糖到了糖尿病标准，就开始治疗；血压到了高血压标准，就开始管理；血脂超过某个阈值，就开始干预。

这种做法清楚、可操作，也适合临床流程。但它的代价是，很多风险在跨线之前已经积累了很久。

2 型糖尿病尤其如此。它并非单个器官突然坏掉；脂肪组织、肝脏、肌肉、胰岛 β 细胞、肠道激素、神经内分泌和行为环境会一起把代谢系统推向高风险状态。等到血糖已经持续升高，往往意味着一部分 β 细胞功能已经被消耗，干预难度也随之上升。

所以，本文真正想给读者留下的 take-home message 是：

对中国来说，这个问题更现实。庞大的糖前期人群意味着，我们不可能用昂贵药物或高端设备覆盖所有人；完全依赖泛泛生活方式宣教，也很难真正改变趋势。

更合理的方向，可能是分层预防：大多数人需要低成本、可持续的生活方式和基层随访；一部分高风险人群需要更密切的血糖、体重、肝脂肪和心肾风险评估；更少数的极高风险人群，才进入药物、强化线上干预或多学科管理。

这也是这篇文章给我们的最大提醒。

2 型糖尿病预防不能只落在“你要更自律”上。它更应该是一套能识别风险、解释差异、抓住阶段、持续干预并承担长期结果的系统。

当讨论从“控糖”走向“代谢轨迹”，糖尿病预防才真正开始进入下一阶段。

写作说明

本文基于 Nature Medicine Perspective《Type 2 diabetes prevention across the life course》、IDF Diabetes Atlas、中国糖尿病相关公开资料与指南、DPPOS、大庆糖尿病预防研究、PLIS 及相关公开研究资料写作。Nature Medicine 原文为 Perspective，不是新的随机临床试验。文中关于二甲双胍、GLP-1/GIP 药物、CGM、AI 风险分层和智能健康工具的讨论，均为研究和公共卫生体系层面的分析，不构成个人诊疗、用药、减重或设备购买建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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